1997年6月的一天，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召开出席香港回归仪式的全团准备会。与以往出访准备会议不同的是，此次参会的人数多了，会议的组织者也换成了中办的领导人。作为香港回归的重要一环，中国民航将派出3架专机护送中央代表团出席香港回归的庆典活动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将分别乘坐民航的两架波音747和一架波音767专机。这种高规格和多机型的专机任务在中国民航史上是不曾有过的。我作为江泽民总书记专机的乘务长，在6月29日至7月1日的几天里，经历了人生中最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日子。

　　专机任务分成了几个航段，第一航段的飞行是6月29日从北京出发飞往深圳。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专机布局，客舱没有进行任何改动，与平时的航班一样。总书记坐在头等舱的第一排，与他同行的还有邓小平的遗孀卓琳和他的女儿邓楠，以及张万年、吴学谦等人。看到总书记在小桌板上不停地修改讲话稿，我对总书记说：“这次飞行真是委屈您了，我们连张办公桌都不能给您提供。”总书记笑着对我说：“没关系，这已经很不错了，我从坐最小的飞机开始，到今天能坐上这么大的飞机，能适应的。而卓琳大姐可能是第一次坐这样的飞机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”我对卓琳大姐一直充满着敬意，对小平同志不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香港回归而感到惋惜，因此在为大姐服务时自然也融入了我对小平同志的深深情感。

　　北京到深圳的空中飞行时间将近3个小时，一路上天气良好飞行平稳。想到接下来几天首长们所参加的活动繁忙而紧凑，我调暗了灯光，为客舱制造出宁静而祥和的氛围。首长们开始合上了眼，但此时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睡意。从1982年9月开始，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会谈，最终以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达成了协议，确定了香港回归的时间，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将在未来的几十小时之后画上句号。想到这些，我知道这看似宁静的客舱一定跳动着不平静的心脏。正如我所料，当我巡视来到头等舱的前部，侧耳听了听似乎有些异常的声响，没想到总书记并没有睡着，他小声地叫住了我，问道：“你听这是什么声音？”我仔细地辨别了一下回答说：“可能是空调声响吧。”为了让他放心，我请来了工程师。工程师解释说，这是雷达与云层和气流的接触产生的摩擦声。在发动机的轰鸣中能够识别出不同的声响，我猜想总书记的内心一定是因为波澜起伏而难以入眠。

　　接下来的航段飞行就不那么顺利了。根据预报，香港的天气非常不好。6月30日，我们在深圳参加了专题会，研究应对方案。会议室的气氛凝重，专家们认真分析天气的实况和预报，虽然中央准备了专列，但经多方权衡，专机方案还是被列为首选。我们每隔半小时看一下天气报告，终于在下午1点时被告知可以起飞了，这一消息让我们兴奋不已。

　　从深圳到香港虽然只有短短的25分钟，但我们好像等了很久也飞了很久，直到飞机平稳降落在香港机场，我那颗被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慢慢落了下来。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对我说：“真是太好了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！”总书记和总理的两架专机以V字型的布局停放在机坪上，两条红地毯将两架飞机连接在一起。机舱外下着大雨，风也很大，我打开了雨伞送总书记迈出了机舱，凤凰卫视的镜头定格在那一瞬间。100年后的这一天，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了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，而我见证了这一历史的时刻。

　　回程的飞行大家显得格外的兴奋和愉悦，总书记一行情绪高涨，喜悦的神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。起飞时间正值午餐时分，张万年副主席对我说：“小杨，请你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茅台酒，大家来庆祝一下。”果然张副主席有好酒量，大家举杯同庆香港顺利回归。总书记和卓琳大姐聊着聊着就放开了嗓子唱起了歌。眼看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，首长们的兴致还那么高昂，丝毫没有想休息的样子。考虑到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，我悄悄地对主席说：“您是不是该休息了，晚上还有活动。”他说：“还是等一会儿吧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。”一直到保健医生出面干预，大家才安静下来。我再次调暗了客舱的灯光，和来时一样，我相信首长们一定没有睡意，因为回归的喜悦在他们心中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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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《中国民航报》原文地址）